宗彝为江汉关大楼题名

      伫立在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和江汉路步行街口的江汉关大楼是武汉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这座气势恢弘的海关大楼，建成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在汉口长江之滨耸立了近一个世纪，她既是汉口开埠的见证，也是近代武汉沧桑历史的纪念碑。

      江汉关大楼占地1499平方米，建筑面积4109平方米，钟楼顶端高出地面40.6米。大楼具有希腊古典式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风格，由主楼和钟楼两部分组成，塔式钟楼位于楼顶。主楼、钟楼均为四层。在大楼正面主楼顶端镶嵌有“江汉关”三个雄浑遒劲的大字，字以楼显、楼以字名，西式建筑与中式题匾可谓相得益彰，争相辉映。由于并未署名，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出自清末民初武汉大书法家宗彝之手。

      宗彝（1875—1935），字藻生，武汉汉阳县李集乡周庄（今属武汉市蔡甸区玉贤镇）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27岁时考中举人。他曾就读于武昌两湖书院及贵州法政学堂。清光绪末年，他在贵州府署任文案，后陆续担任过余庆县知县、番州知州、贵定县知县。1911年辛亥武昌首义后，他回到汉阳原籍隐居。

      由于宗彝的学识与清誉为人所敬重，1912年他被聘为晴川中学校长（汉阳县最高学府），第二年又出任副总统黎元洪的秘书。1915年起，他先后出任四川省合川、新都、灌县知事。20世纪20年代初，他曾办理湖北省侨务，先后代理过湖北省政务厅厅长兼省长公署秘书、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并于1924年后，出任过湖北官钱局会办、湖北吏治馆馆长、湖北襄阳道道尹等职。

      1926年后，宗彝闲住武昌，由于居官清廉，官囊如洗，为生活所迫，不得已与武昌“荣宝斋”裱画店订有长期契约，为其书写中堂，挂屏等，获取薄酬。1931年武汉遭水灾，遂将武昌私宅变卖，以为生计。1935年病逝于武昌。
      宗彝的书法很有名气，他早年学习颜真卿、苏轼书法，后勤摹汉魏碑帖，融会贯通，自抒新格，尤其善写斗方，所写文字，笔力古朴遒劲，刚柔相济，堪称一绝。《益州书录·附录》称其“书效六朝，用气天整，大而愈妙，不矜着力，风神独绝。”由于宗彝的书法成就突出，慕名求字者可谓门庭若市，在湖北武汉地区名重一时。

      20世纪初前后的武汉，随着对外贸易的日益繁盛，汉口成为名闻海外的“东方芝加哥”。进出口贸易的活跃，使江汉关原有的办公地已经不能适应外贸扩展的需要。经过多方磋商，1922年江汉关选址于英租界东南角（今江汉路口）原工部局巡捕房一带，开始动工兴建新的办公大楼。

      为了突出江汉关大楼的中国文化特色，大楼刚开始建时，当时英籍总税务司安格联慕名找到了时任湖北教育厅厅长的宗彝，请他书写“江汉关”大楼题匾。宗彝欣然接受，为了慎重起见，他数易其纸，“江汉关”三字写了又换，换了又写，只因“江”字笔画少，难与繁体的“汉”、“关”二字协调，最后终于一气呵成，结构浑然一体，笔划间大气雄浑，具有汉魏碑帖神韵，字如铁画银钩，古朴苍劲，笔笔有神，堪称“用气天整、风神独绝”之笔。

      按照文人惯例，书法写成后一般都要落款署名，而“江汉关”三字并未署名。据说宗彝初写时是有落款的，1924年江汉关大楼即将建成时，在没有通知宗彝的情况下，出于突出主楼顶端“江汉关”三个大字及凿刻需要，省去了署名，而实际观感效果也确实壮观气派。江汉关方面恐怕招致宗彝不满，特设盛宴招待，席上当面道歉说：“先生书法誉满全国，人们一看便知是你的手笔。被称为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也不是没有署名吗？但人们都知道是王羲之写的。因此大胆省掉落款，请求原谅。”

      宗彝听到此话，毫不生气，淡然笑道：“山海关‘天下第一关’不是王羲之写的，而是明朝成化年间的进士肖煜写的，这在《山海关志》中是有记载的。书法落款，是书法家照例的事，江汉关建筑高大，情况特殊，为壮观瞻，省掉落款，也在情理之中，无须如此解释。”一番话说得众人感激不尽，一时在社会上传为佳话。当然，为了表示敬意，江汉关赠给他纹银500两权作润笔费，可谓一字千金。这也是宗彝有生以来最大的一笔收入了。

      值得一提的是，江汉关大楼建成后不久，1925年初宗彝离开武汉，出任襄阳道尹，武当山住持请他游山题字，他慨然应允，在武当山天柱峰上，写成了“一柱擎天”四个摩崖大字，古朴遒劲，并署名“宗彝”。中外游客，见者无不赞赏，其与“江汉关”雄浑大字，均被广传海内外。